没有人能像马克思这样如此形象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市场和资本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挑战，即极端自私自利与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与休戚与共的社群主义的两种文化、道德和观念之间的种种冲突，也是对市场和资本不满的重要原因。

2019年香港发生乱象的根源，也在于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导致劳动报酬长期停滞。中国也开始出现资本过剩、劳动不足的现象。

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美国进而压倒其他主要资本大国，最先成为积累起大规模资本剩余的中心国家。依托这一市场，中国就会在大多数贸易问题上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本质上是美国劳动与中国劳动+美国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结语 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个增长阶段并存。2008年中国顶着巨大压力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无意间推动自身摆脱了过去必须依靠顺差进口美元才能创造货币的增长模式，出乎意料地进入了和中心国家一样的通过信用创造货币的时代。

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金融和房地产集团拉高当地消费成本的同时，当时的特区政府没有通过类似于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对劳动者进行财富补偿。全球化关键的启动点，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成为城市快速发展的主要诱导因素和推动力量。

王小鲁等也曾对中国的最优城市人口规模进行过测算，认为中国的城市最优人口规模在100万人到400万人之间。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学者对户籍制度弊端的分析，都集中在户籍制度限制和阻碍劳动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从这个维度来看，我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其核心要义就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也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孤军突进的风险所在。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年前后的一项研究的预测，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峰值将在70%~75%，到2030年会达到67%左右。

但是，由于城镇化的自身规律和中国城镇化的一些特有给定条件，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有时也并不完全沿着规划的最优轨迹行进，把握这些趋势对应对中国城镇化的挑战至关重要。（三）逆城镇化的趋势将逐步展开 根据城镇化发展的规律，逆城镇化是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扩展的郊区化之后，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202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9%，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只有45.4%，这两种城镇化率相差的18.5个百分点，意味着全国还有约2.6亿在城镇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其主体是在城镇工作生活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亲属，他们还没有获得城市户籍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五）城镇化进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的新阶段 我国城镇化已经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尽管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大，但城镇化动力仍然强劲，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工业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而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从2010年到2020年，城镇化率从49.7%提高到63.9%，年均增长1.42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也带来发展阶段的叠加，应该在不同发展阶段解决的城中村问题、城市病问题、城市现代风险应对问题并存。

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支撑了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政府的推动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是中国城镇化呈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直到2020年，在中国的GDP中，农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7.7%，但乡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高达36.1%。1990—2020年的30年间，我国市辖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6个增加到20个。

韩国的首都首尔，人口和经济占比都超过了全国的1/4。特别是针对国际经济增长放缓态势形成的影响，中国在2020年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任务，应该包括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好制度安排。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发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认为城市适度人口规模是50万人。在中国的学术话语中，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区别，城市群通常是指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为依托，形成经济联系紧密、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

而迄今为止，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外来人口落户的限制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包括设立受教育水平、技术、投资、收入等不同的门槛。在疫情发生的城市，这对保持社会距离有了更严格的要求。

社会学家则更加强调收入差距过大对大众消费的抑制作用，呼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建设橄榄型社会。（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定居和农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

2021年，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万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7万元的约40%，加上资产和各种有形的、无形的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和发展差距是巨大的。政府通过规划和设立各种投资项目，进行大规模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建设中央商务区、实施旧城改造等，通常都是通过项目制实行的。

在我国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城市对农民工吸引力的减弱也会对城市自身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上的城市社会融入，并防止一些乡村走向衰败和凋敝，成为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美国在1900—191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39.6%提高到45.7%，年均提高0.61个百分点。但与其他国家城市化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落差较大，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

也有的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的继续快速发展表示出疑虑，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及城镇化发展存在着诸多结构性失衡，支撑以往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红利都已开始显现拐点，今后城镇化发展从失衡到均衡需要付出不断趋高的成本。特别是1995年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村青年，已经很少有人愿意留在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和村落，实际从事农耕的都已经是中老年劳动力，可能也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小农。

当然，流动人口并不能全部反映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集中，因为流动人口包括了人口在调查时点的跨省流动、省内流动和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但这种政府推动也有不利的影响，就是地方政府具有征用拍卖土地获得政府收入的冲动，从而造成土地城镇化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城市的土地产出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

在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城镇化在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中的选择，也将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我们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相关研究来解释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城镇化进程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放缓。

一些学者认为，服务业相比较工业，其生产效率和增长率都较低，其在城市经济中比重的提高，会削弱城市发展的动力，这通常被称为鲍莫尔病。为了解决城市房价飙升的问题，普遍实行城市住房的限购政策。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服务业种类很多，相当一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经济效率和技术水平要高于工业。该规划对中国未来城镇化总的要求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德国在1890—190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本文强调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要高度关注和把握我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等在一份题为《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的研究报告中，把效率、包容性、可持续性列为中国城镇化的三大挑战，并从社会不平等、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住房供给等多个维度分析了包容性问题。关于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作用比较，目前还存在着很多争论。

一、我国城镇化的鲜明特征 中国的城镇化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遵循着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目前，在人口规模超过3000万的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率已普遍高于80%，对这些国家来说，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已不再是发展水平的表征，而只不过是人口居住集中程度的显示，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从业者，已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3%，绝大多数乡村常住人口都是非农从业者，他们居住在乡村只是一种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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