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708页。

随着宪法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焦点，不同时期的学者开始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宪法概念、体系、功能等为基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宪法学体系。政治学界普遍认为，面对百年大变局，既要考虑学术命题出现的时代背景，又要注意分析其背后的知识转型与学术主体性意义。

在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宪法文本为基础，将历史性、创新性、确定性、体系性与开放性融入知识体系之中，为丰富世界宪法学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思考。比如，宪法学要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观。其中，百年大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也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一）百年大变局之下的世界体系与宪法体系 首先，百年大变局向世界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重塑宪法学知识谱系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合理平衡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性，亦需要在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专业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姑且不论学者的学术争议，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逻辑时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就国家与社会治理而言，是否需要赋予宪法预防性功能？可以说，宪法的预防性功能是后疫情时代宪法学新的知识增长点。杨建顺主编：《行政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153页。

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空过程中，健康码、人脸识别、行程码等强制性措施，新冠疫苗接种与否的信息运用于某些方面资格认证等超强度资格资质制度，等等，既有法律规范的适用难免遇到尴尬，亟待进行贴合现实的法规范修改。至于各类法规范所涉及的国家规定[xvi]之类的制度、机制、程序和标准等的建立和完善，都需要跟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协同整合，使政府跟各方面的活动趋向统一与和谐，理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所谓行政法典化，实质上就是制定法律规范，只要有足够的立法资源，只要其架构和内容有助于规范权力、实现权利、推进法治、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就是值得肯定并应当坚持不懈去努力促进的。（三）行政法典化的价值限缩与扩展 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可行性，是在某个方面、某个层面、某个阶段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范的可行性，相关主张是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

合法、科学、合理、有效的行政法体系，应当有助于推进行政法典化。[xvii] 同前注[1]，杨建顺文。

该条规定明确了行政许可的初心，对于行政许可法治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社会经济经常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科技文化不断发展，因而行政亦处于不断变化和变动之中。行政法规范本身的内容须明确行政法规律性或原则性问题。由于对行政法地位之重要性和内容之广泛性认识不足，只给配置极度压缩的课程时间，这种制度设计的弊端可谓贻害无穷。

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这是推动各项立法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追求的目标，故而引来各方高度关注和聚力推进。[xxv]能否建构合理的法典结构来克服技术障碍，以及能否通过其他途径来克服非技术障碍，关系着行政法典化的得失成败。

[xxix] 同前注[10]，钟瑞华、李洪雷文，第72页。[xxiii] 杨海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探析》，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第118页。

[vi]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不具有容许性，是指其在当下及相当长时期不具有容许性，并不排除某种程度上汇集相关法规范的所谓《行政法典》的可能性。[xxxiii] 同前注[1]，杨建顺文。

须警惕立法时机成熟论的负面影响，尊重行政和行政法的自身规律，聚力于行政作用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组织法等领域某个或者某类行政法规范的整备、统合与协调。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也难于制定统一的法典，并不意味着行政法没有法典，也不意味着行政法将永远不能制定统一的法典。它不是纯理论问题，也不宜纯粹将其交给立法实务者随意切割、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田中二郎创立了由行政法序论、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和行政救济法4编构成的行政法学体系。[iii] 参见周新铭：《国外行政法典的编纂情况和动向》，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1期。行政法典化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需要。

[xviii] 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其内容极为广泛。[xlix]目前对行政法各论的研究不够充分，对由警察、公用收用、公用限制、公物和营造物、公企业、财政等作用类型构成的行政作用法[l]没有展开系统性深入研究，难以对相关法规范进行体系化。

在有关行政法之法典化的诸多讨论中，有些并不是在严格、明晰的法典化范畴之下展开的，故而其有关必要性等问题的探讨也就难免打折扣。世间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非只要努力了就能带来什么变化。

[xli] 行政法典化的推进应当尊重客观规律，根据限缩法典说，坚定限缩法典化的进路。基于学术理性，我不得不说：行政法不能不宜制定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

倘若某一行政法制度或者规范本身就是不切实际或者不合理的，即使穷尽法解释学之力，亦无法作出确切合理的说明以解决问题。[xix] 当下学界首次提出构建中国行政法法典[xx]，可能引起媒体关注从而发挥造势作用，为学界划分发展阶段，在行政基本法和统一行政程序法两个阶段[xxi]的基础上，再添一个中国行政法法典新阶段的素材。在行政许可领域，认真贯彻落实落细落地该条规定，便可很好实现中国行政规制的合理化。如何确保其发挥正向的整合作用，便成为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共通重要课题。

美浓部达吉借鉴奥特·玛雅的行政法学，创立了日本行政法学，确立了总论、各论（分论）二元架构的行政法学体系。应当参照行政法学体系来确定健全的范围，而其先后顺序的安排则宜根据实际需要的紧迫程度来确定。

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法律上的诸问题，往往涉及各个法律部门，具有各种要素的集合之性质。而专门推出所谓行政法典化依然具有充分必要性，起码在汇聚人们的关注方面，已经起到了造势的重要作用。

而得不到优化发展的行政法典化，有时候会成为法治的羁绊。[v]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统领下的7大部分构成——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3个层次。

制定行政法典是长期性任务，应当确立并长期坚持限缩法典化的路径，结合行政现实的客观需要，尊重行政法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实事求是、稳步推进。这种情形在德国也存在，例如，毛雷尔将行政组织置于第六编，其后只有第七编国家赔偿法。其前提和基础是坚持限缩法典说，摒弃那种将各行政法领域的法规范皆囊括其中来构建所谓统一行政法典的主张和做法。未来行政法的理论构成，必将从行政的本质出发，并以现实的、动态的行政过程为参照系，形成一个弹性的、开放的行政法理论体系。

[lvii] [德]奥托#8226;迈耶著，刘飞译：《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页第一版前言。现代行政活动领域极其广泛，涉及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有行政活动的渗透，各个领域都需要有行政法加以调整。

[xlv] 参见杨建顺：《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及反思》，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第21页。[i] 参见杨建顺：《为什么行政法不能有统一的法典？》，载《检察日报》2020年6月3日第07版百家。

钟瑞华、李洪雷：《论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意义与路径——以民法典编纂为参照》，《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12期。参见同前注[12]，杨建顺主编书，第三编行政作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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